北京光社9778威尼斯

张学良爱好广泛,网球、游泳、划船、骑马、射猎、登山、围棋等样样精通,除此之外,他还爱好摄影。1929年,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张学良以名誉会长的身份,手持相机为运动会拍摄花絮,还为运动员们拍摄合影照。1926年6月,时任镇威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负责北京、天津的警备任务,在此期间,他知晓了北京城有一个民间摄影团体特别活跃,每年还要举办一次摄影展览,由于军务缠身,两次都错过了参观影展的机会。1927年冬,在保定行营执行军务的张学良,得知京城的摄影团体快要出书了,便急着预订一本,以尽早目睹《北京光社年鉴》的风采。《北京光社年鉴》封面《北京光社年鉴》为16开本,美制牛皮纸护封,正反面采用中英两种文字,外观看上去,简洁、大气、美观。年鉴的“序”由刘半农撰写,“小言”由陈万里撰写,“北京光社小记”由汪孟舒撰写,年鉴收录了社员王琴希、伍周甫、老炎若、李召贻、汪孟舒、吴郁周、吴辑熙、沈麟伯、周志铺、孙仲宽、郭学羣、陈万里、郑颖孙、刘玄虎、刘半农、钱景华的56幅作品。华北运动会名誉会长张学良手持相机在运动会现场拍照《柯达画报》第一期摄影征求答案获奖名单北京光社前身是北大校园内的摄影研究会,1923年冬更名为北京光社,1924年至1927年每年举办一次影展。1927年年初,北大教授刘半农加入北京光社,并参加了同年10月举办的第四次影展。文化名人刘半农入社以来,总会提出一些新奇的点子,比如说出版摄影年鉴,社员的作品印制成书流芳后世,社员们自然乐意,可舞文弄墨、联系出版商等事宜大家并不熟悉,社员们一致推举刘半农全权负责摄影年鉴的编辑工作。1927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举办了北京光社的第四次影展,作品的整体水平均远远过历次影展。而且在第四次影展的作品中,还增加了油渲照片、天然彩色照片和透明灯片,年鉴所收录的作品,大部分源于第四次影展。年鉴并未设立评判委员,社员各自拿出几幅作品,编辑刘半农从中挑选出一部分,经大多数社员同意,便凑成一本年鉴。《北京光社年鉴》护封刘半农的“序”写的很低调,大致意思是说,社员们都是职业之外的业余爱好,拍照片纯属自娱自乐、不为名利,也不想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作者在写序的这一时间段内,心绪一直被阴霾笼罩着,“为己、为兴趣、为艺术而艺术”贯穿始终。转过年来出版的《北平光社年鉴》,刘半农序言又来个180度的调头,“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生而艺术”慷慨激昂,两篇序言放在一起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判若两人;陈万里的“小言”写的很客观,表明自己1926年夏去南方发展,光社的三、四次影展均未参加,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光社发展的很快,更可喜的是光社要出版年鉴了。他作为光社创始人之一,希望光社越来越好,每年都能出一本年鉴;汪孟舒在“北京光社小记”里,详细介绍了光社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北京艺术写真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光社那一段历史,以及社员加入光社的先后顺序。国内摄影史方面的书籍凡涉及北京光社的,均出自汪孟舒撰写的“北京光社小记”。《半农谈影》与曝光表的广告年鉴除了展示社员的作品外,广告页上还展示社员的最新著作和发明成果。比如说,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本摄影画册,陈万里编著的《大风集》;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本摄影理论著作,刘半农编著的《半农谈影》;中国照相机工业第一台机械相机,钱景华发明制造的景华牌环象摄影机;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第一个洗印照片的附件,老炎若发明制造的活边晒架;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第一个摄影曝光附件,吴郁周发明制造的曝光表。《世界画报》刊登张学良的亲笔信在年鉴封三上,刊登着购买年鉴的注意事项:“本年鉴限印一千册,卖完不再添印,定价视存书之多少为标准,存书愈少,则定价愈昂,庶初期出卖预约时之损失,得以稍资弥补。兹将定价法宣布于下,有意购买者,尚希从速。1至200本,社员用不出售。201至300本,初次预约每本一元。301至400本,二次预约每本一元三角......最后十本,每本十元。”存书愈少售价愈昂的售书方式,与今天的售书方式正好相反。《北京光社年鉴》是由北京摄影社和真光摄影社两家摄影器材商店代售,前期预定价:每本一元五角。真光摄影社在西长安街25号,就是现在电报大楼的对面,少帅张学良购买的相机以及平日里洗印的照片全在真光摄影社,可以说张学良是真光摄影社的老客户。少帅闲暇时喜好摆弄照相机,甚至还把照相机作为礼品馈赠亲友,长女张闾瑛和长子张闾珣使用的相机,都是父亲张学良赠送的。在张学良的影响下,闾瑛、闾珣爱好上了摄影,并在《柯达画报》征求答案的摄影比赛中,双双获奖。还有少帅与爱国将领商震的关系甚好,商震使用的柯达折叠相机,也是张学良赠送的。柯达画报张学良在摄影创作中,非常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日本的艺术写真、英国的世界摄影年鉴、巴黎的摄影沙龙集、美国的摄影年鉴等等,只要能买到的中外摄影书籍他统统收入囊中。《北京光社年鉴》出版于1928年1月1日,可身处保定行营的张学良,还是提前写信预定,其信中内容是:“内寄现洋票两元,将光社年鉴请分神代订一本,余款挂在贵号敝账上,书印就请寄(京寓)敝宅为盼。致真光摄影社鉴 张学良手启 十六日”。真光摄影社为了扩大《北京光社年鉴》的销售力度,有意把少帅亲笔信透露给世界画报的记者,1927年11月27日,在《世界画报》第112期上,刊载了张学良预订《北京光社年鉴》的亲笔信。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国内活跃着两支摄影团队,一支是广州景社,另一支是北京光社,两家摄影团队都搞得轰轰烈烈,定期例会、组织创作、作品观摩、兴办展览等。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景社在广州举办的摄影展览所泛起的文化涟漪,很快就平息了,原因是没有后续的摄影书籍留世。可光社第一次影展过后,陈万里编著了《大风集》;第四次影展过后,又出版了《北京光社年鉴》;在此期间,刘半农还编著了《半农谈影》。传播摄影文化、提炼文化精髓、打造文化产品等举措,与文化名人加入光社有着直接关联。Noue deux 李召贻摄断芡 陈万里摄《北京光社年鉴》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本摄影年鉴,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摄影年鉴出版的空白,从而提高了中国摄影在国际摄影中的地位。《北京光社年鉴》深受国内摄影界以及军政各界人士的喜爱,张学良预定年鉴就是鲜明的一例。由于《世界画报》刊登张学良的亲笔信,加大了年鉴的宣传力度,不足一年时光,年鉴便销售一空,所以刘半农才有信心出版第二册《北平光社年鉴》。金鱼 老炎若摄(油渲照片)秋露 吴郁周摄丝瓜 汪孟舒摄桃源春夜 王琴希摄(天然彩色照片)为人作嫁 吴郁周摄(调棕照片)夕照 刘半农摄在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张学良为女运动员拍合影照张学良手持相机与夫人于凤至长女张闾瑛在华北运动会上张学良赠给爱国将领商震的相机

1930年东北运动会闭幕式上北京光社社员留影(图片来源:新华网) 北京光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业余摄影艺术团体,它于二十年代初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开拓艺术摄影的道路。它活跃在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社员不足30人,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揭开了我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帷幕,把摄影推上艺术的舞台,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北京是我国的故都,著名的文化中心,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早在1918年以前,就在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经常相约到刚开放不久的皇家禁苑中去游览,拍照,互相交流摄影技艺,观看外国的摄影书刊。相聚多了,也有人提议组织照相同志会,但没有正式组织起来。1919年,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由黄振玉(黄坚)和陈万里倡议,在校内举办了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展览,到1923年冬,大家觉得有发起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于是由陈万里,吴郁周、吴辑熙等在一起商议,订立简章,征收会费,订阅摄影书报,正式成立摄影组织,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光社的前身。当时会员只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吴郁周,汪孟舒、王琴希、吴辑熙等七八人。会址设在达智营,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组织起来以后,“不断的开会讨论、研究,互相观摩作品。在当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七八人的呼声虽属细微,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不过依科学的立场,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艺术之写真研究会,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涉了。”后来,由于多数人觉得这个会名太长,于是改名光社,对外称北京光社。到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孙仲宽,刘玄虎,伍周甫,张云阶,周志辅,程知耻等都参加了光社,社员发展到20多人。它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1927至1928年是光社的全盛时期,由于南京政府的成立和南北统一,光社的一些主要活动分子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宁沪,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也忙于“正业”,无暇兼顾“业余”,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逐渐在上海形成。光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和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光社成立不久,即于1924年6月15日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第1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参观了展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和决心。于是1年1次的公开展览一连举办了5次。_newsnow_page_break_tag_  第一次影展结束后,陈万里就在观众和朋友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  第4次影展(1927年10月8日至11日)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1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16开铜板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第5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于1929年1月1日出版,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长篇技术论文。这两本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对扩大摄影艺术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越来越显示它的作用和价值。  光社是我国率先倡导艺术摄影(二三十年代又称美术摄影)的团体,他们为摄影艺术的诞生大声疾呼,鸣锣开道。他们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是艺术的低能儿等等论调;论证了摄影可以成为艺术和如何成为艺术的理论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这是陈万里针对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摄影只能机械地复印生活,而另一些则一味模仿外国摄影作品的情况,提出摄影艺术要个性化和民族化。这不仅是与“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民主与爱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完全是正确的。在1927至1929年,刘半农连续发表了《半农谈影》,《北京光社年鉴》第1、2集序言等文稿,为我国二三十年代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作品能不能成为艺术品,这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的论争来解决,决定性质的是要拿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光社把自己的作品公开陈列在公共场所,让广大观众来品评,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举。他们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如直接以诗意如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半农摄)、《藕花落尽见莲心》(王琴希摄);咏物寓意的《老气横秋》(图为枯树,老焱若摄)、《横行一世》(图为螃蟹,王琴希摄);表现劳动生活的《一肩风雪》(老焱若摄)、《努力》(程知耻摄);酷似绘画的《淡烟疏雨》(郑颖荪摄)、《仿炭画》(周志辅摄);借镜抒情的《齐向光明中去》、《在野》(皆刘半农摄)等等,以及许多构图新颖意境含蓄、深远的风光花卉、风土人情、静物照片。这些作品,展现在只见过当时照相馆呆板照片的二十年代的观众面前,不能不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情感受到震动,甚至为之陶醉,倾倒。当时北京,天津的许多报刊、画报,争相刊登这些作品。上海《时报》主笔吴灵园(笔名万叶)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使这些作品激起的感情的波浪,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漾开。促使“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同时社会方面,对于摄影的眼光,也起大变化”。著名学者俞平伯在《大风集》的首页题词:“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摄影这门年轻的艺术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发了。  光社,以它的业绩闯出了摄影艺术创作的道路。——摘自:《中国摄影史184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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