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管辖的三个阶段

内容摘要:今天,西藏百业俱兴、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防巩固,碧水蓝天、生态环境良好,但是境外仍有种种杂音,企图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正确的发展道路。笔者长期关注中国边疆治理,多次到西藏调研,深切感受到今天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60多年来,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充分说明:今天西藏的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潮流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

简述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管辖的三个阶段

关键词:西藏;各族人民;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境外;援藏干部;统一;变化;治理;维护

元、明、清三朝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历经漫长的历史阶段,自元朝统一中国,将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内,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封建中央政府在沿用前朝对西藏地区的管辖策略同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强化直接治理力度,最终实现了从间接管辖到直接管辖的施政策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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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中央政府 西藏地区 管辖 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的西南边疆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今天,西藏百业俱兴、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防巩固,碧水蓝天、生态环境良好,但是境外仍有种种杂音,企图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正确的发展道路。笔者长期关注中国边疆治理,多次到西藏调研,深切感受到今天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自元朝开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内。元、明、清朝三个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经历了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命萨迦一派在西藏设立地方政府,实行间接管辖;明朝实施“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依据宗教势力,册封“三法王”进行间接管辖;清朝最终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强化驻藏大臣的权利,确定直接管辖三个阶段,最终实现了封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集中管辖的绝对隶属关系。

  开启西藏治理的新时代

一、初步建立阶段(1271-1368):萨迦一派下间接管辖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共同缔造了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藏族等各族人民最早开发了西藏地区,为我国西南边疆的开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命运又始终与祖国内地的发展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公元12世纪末叶开始,蒙古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兴起,用武力征服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成吉思汗去世后,其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继续分派诸王子向各方开拓疆土之时,安多和康区等地一些寺院和高僧派人前去,向自己附近的蒙古军奉献礼品,表示愿遵从蒙古汗王指令,以求和平。后吐蕃地方逐渐由凉州王子阔端掌管(详见《绛曲坚赞自传》),公元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之邀前往凉州。1246年,六十五岁高龄的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不久,萨迦班智达向西藏各地方写了一封公开长信,对当时政治形势做了深刻分析,为求西藏地区的统一,指出了道路选择的取舍。公元1260年,忽必烈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在国师八思巴的建议下,根据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施政措施,实现了对西藏地区的间接管辖:一是根据《元史》记载,当年元朝新设立了一个称为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的机构,其职责是管理全国的佛教僧人和整个吐蕃地区。这个总制院是当时元朝政府设立的掌管整个藏族地区事务的中央王朝的机构,八思巴以皇帝上师的身份管理这一机构,宣政院使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八思巴举荐的僧人担任;二是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元史》中记载,元朝皇帝封八思巴为全国佛教领袖,并授予他管理藏族地区三个区喀事务的权利。同时,在藏族地区划出土地和民户献给萨迦巴作为领地和属民,其中最重要的是乌斯藏13万户。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三是设立萨迦地方政府。1265年,上师八思巴按照皇帝的旨意,返回西藏。他结合对西藏情况的详细考察,以极大的心力重新设置萨迦各种职官。八思巴本人为西藏地方的政教各方的首领,而各种具体事务则是由萨迦的本钦按照上师的心愿区执行。在八思巴设置的各种地方政府职官中,却没有法官、军官一类的官员,这清楚地表明当时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萨迦巴只是在元朝皇帝的统一管护下的西藏地方首领。

  远古时期,生活在今天西藏地区的藏族先民就与中原地区的人民有一定联系。7—9世纪,吐蕃与唐朝两度联姻,多次会盟,政治上形成“舅甥关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此后700多年间,元朝、明朝、清朝和中华民国始终对西藏进行有效管辖。历届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西藏事务;第二,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派驻军队,设官置守,或者任命流官,或者册封、任命当地政教上层人士,并且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征收赋税,充分、有效地管理西藏事务;第三,充分利用维护统一、拥护中央的爱国力量,让他们在西藏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地安抚、笼络西藏地方的僧俗上层人士。

元朝在西藏地区的这种一派之下的间接管辖,引来了各种弊端和问题。因为当时,西藏其他各教派的还有深厚的基础,出现了“止贡寺庙之乱”等历史事件,为此元朝不得不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三次,设立十三万户行政机构,分均各教派利益。萨迦派在西藏统治一百多年,最后分崩离析,但元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这种“萨迦式”的一派之下的管辖策略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到帕木竹巴统治西藏时期也是如此。

  元朝、明朝和清朝前期的西藏治理政策有一定成效,但19世纪中期以后,这些政策无法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又有其不可否认的消极作用。一是以安抚僧俗上层为核心的羁縻政策占历届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主导地位,但当中央政权衰落、国外势力侵入时,安抚、羁縻政策非但无法维护边疆的稳固,反而使西南边疆危机不断加深。二是尽管中央政府和清代一些驻藏大臣也关注民生,但是总体上更强调政治稳定,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因此得以长期延续,使西藏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广大农奴在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压迫下饥寒交迫。对于1959年以前的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流亡境外后也承认需要改革,因为旧西藏没有一个“全民教育制度”,大多数寺院只是向僧侣开放的学习场所;全藏没有一条马路,仅有的现代交通工具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三辆车;司法制度黑暗,爱国的热振活佛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旧西藏封闭、落后,绝不是今天境外某些人故意歪曲历史、刻意美化出来的“香格里拉”。

二、和平过渡阶段(1368-1644):册封“三法王”下的间接管辖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赴藏联络,对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加以安抚,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明朝初期,明朝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办法与元朝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明朝还对当时西藏地方最主要的掌握政权者—历任帕木竹巴的第悉赐给诏书、官爵和名号,予以重视,授权他管理西藏地方的行政事务。到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时,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和为一体,大小派各踞一方,有利于治理,先后册封三大法王和五个王。三大法王即封噶玛噶举派首领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和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其中大宝法王地位最高。三大法王和五大王封授明朝基本上承袭了元朝在藏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但不采用元朝单一扶持某个教派的做法,而是,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均加封号。

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均封委当地的僧俗首领出任。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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