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新清史”与“内陆亚洲”

内容摘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司徒琳教授认为,“内陆亚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清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构成“新清史”的理论基础,即汉化不是清代历史的主要演变趋势,满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满了“内陆亚洲”民族的特色。忽视汉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清史”这种思维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清朝统治者只有获得在“内陆亚洲”地区的成功,才能获得在中国的成功,或者说,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清朝建立和强盛的基础和关键因素。汉族的支持对清朝更为重要清朝在“内陆亚洲”的统治之所以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满洲人自身与蒙古人相接近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汉族的认同和支持。

  清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构建期。在世界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清朝维持了对多民族疆域的有效管理,奠定了当代中国广袤版图的坚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对清朝的国家性质、满汉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很多与传统认识相左的看法,不断引发海内外清史学界的讨论。今年本报陆续刊发的国内学者对“新清史”的评论文章,再度激发学界关注和热议。

关键词:内陆亚洲;满洲;汉族;蒙古;民族;文化;统一;战争;傅礼初;统治

  真理越辩越明。为进一步探讨当前清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7月25日在长春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近二十位学者与会,围绕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新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主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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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民族统一是发展趋势

  从拉铁摩尔到傅礼初,再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他们对“内陆亚洲”的认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甚至对其地理范围也各有说法,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亚洲腹地”、“中亚”、“中央欧亚”、“阿尔泰地区”等。仅从这些概念的分歧,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复杂性。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此次会议主题称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正有从其历史建构过程追溯之意。

9778威尼斯,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司徒琳教授认为,“内陆亚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清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构成“新清史”的理论基础,即汉化不是清代历史的主要演变趋势,满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满了“内陆亚洲”民族的特色;他们建立的清朝保持了鲜明的“内陆亚洲”特点,而不是汉化特点;这使得满洲人更容易获得“内陆亚洲”诸多民族的认同和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强大王朝,实现了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如何看待“内陆亚洲”因素,便成为剖析“新清史”的关键所在。

  历史研究离不开扎实的史料和正确的认识。在厘清清朝国体性质问题的过程中,从史料出发考证制度的形成过程尤有必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庄声运用满文原始资料,考证了清朝实行票拟制度的过程。他发现,满语的许多行政术语均与汉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建立的行政体制有别于明制,但其内涵在保有满洲文化特色的同时,其行政术语之根本并未脱离汉文化。

  将“内陆亚洲”视为基础概念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家骥认为,以往中国学界称清朝国家的国体性质为“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是明了而确切的概括。他认为,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不能片面强调满族独立性等某方面的作用,而忽视国家层面下满汉民族的统一性;要准确阐述这一问题,还需要考虑满族民族性的蜕化和弱化。满族皇帝是以中原行省地区为维护长久统治的中心与重心,而在长久统治的维持中,汉族因素的作用明显大于满族因素。清朝反击、平定准噶尔部蒙古,旨在彻底消除其对中原和藩部的威胁。满族统治者与之前历代中原汉族统治者一样,并未越过边境而到海外占地、殖民。

  所谓“内陆亚洲”,主要指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之间的广阔区域。较早关注这一概念的是欧文·拉铁摩尔,他从经济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将长城沿线的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贮存地”,这一地区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他所理解的“内陆亚洲”包括中国长城以外的内蒙古、外蒙古、东北、新疆乃至西藏。与拉铁摩尔不同,傅礼初试图将这一概念引入世界史之中,更倾向于把“内陆亚洲”看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并探讨这一地区自身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傅礼初看来,“内陆亚洲”由很多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内在因素,但在16世纪至18世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种平行的整体史的发展规律。

  除满汉关系外,满蒙关系也是备受瞩目的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认为,“新清史”过分强调康熙帝巡幸五台山乃是接续元朝传统,这一看法颇为偏激。藏传佛教将清帝认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意味着正式承认清帝对中国的统治。五台山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康熙帝五次巡幸,进香礼佛,以绥服信仰喇嘛教之蒙古,意在调适满、蒙、藏、汉四者的关系。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才是康熙巡幸五台山的目的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学者,则把“内陆亚洲”当作基础概念,他们抓住了以往史学研究对边疆民族历史过于边缘化这一缺陷,通过对诸多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研究,探索满洲、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及其与汉族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内陆亚洲”从一个地理单元转变成一个政治的、文化的单元,拥有了完全不同于中原汉地的内在特质。在“新清史”学者看来,大清王朝(或者说大清帝国),是由“内陆亚洲”和“内地”两部分组成的,满洲人对“内陆亚洲”的特性具有天然的亲合力和认同,而与汉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清史”的倡导者认为,清朝采取的理藩院等制度,是解决与“内陆亚洲”民族之间政治认同的关键措施;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推崇、对汉族的笼络政策,则是一种战略上的考量和手段,旨在为政治统治服务,而非心甘情愿地主动“汉化”。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刘文鹏认为,清朝在内陆亚洲成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满洲人自身与蒙古人接近的特性,更在于获得了汉族的认同和支持。多民族走向统一,是中国自古以来逐渐强化的一种发展趋势,超越了某种单一民族认同。

  对边疆民族的管辖有别于内地

  清朝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在稳定内地统治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因此,探讨清朝的边疆概念、经营策略、管理模式,对于理解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凡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寅认为,清朝承袭明制,对内地及西南地区按照行省制度进行统治,而对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不同于行省制的藩部管理模式。随着清朝对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青海蒙古的统一,这些地区建立起扎萨克旗藩部管理模式。在统一西域过程中,扎萨克旗制也被推行到天山南北。此后在回部实行的伯克制,则是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后政策调整的结果,亦属于清朝藩部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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