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出土资料研究新视野

内容摘要: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资料与汉唐史研究”学科组共同举办。关注古书文本研究出土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珍贵史料来源,“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是学界长期以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治学传统。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古书的内容,更要关注古书文本本身,关注古书的流动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将《说苑》和相关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对战国秦汉时期古书中具有共性的同义替换、相类文句、对举逻辑、文本流动等现象进行考察,力图推进对古书文本特征的认识。活化秦汉法制史研究秦汉法制史研究一直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学界不应仅进行制度描述性的基础研究,更要着眼于制度史。

出土战国竹书的研究是近年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但过去由于出土资料的限制,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文字学、文献学以及与诸子类文献关系密切的学术思想史等方面。近年来由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新材料的公布,一批《尚书》类文献和《楚居》《系年》等古史书进入学者视野,“出土竹书与先秦史学”这一课题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但由于这方面研究刚刚起步,成果多局限于个别文献或问题的考察,至今尚未出现全面系统的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博先生的《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即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力作。

关键词:研究;古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料;出土文献;出土资料;流动;传世

长久以来,笔者和杨博先生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交流,知他先后师从沈长云、朱凤瀚等先秦史名家,博士后阶段又转入雷兴山先生门下进修商周考古,具有非常扎实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专业基础。通观全书,可以发现该书最大的创新之处,一方面在于它能首次从先秦史学的角度出发,在全面搜集和整理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对目前所见楚地出土战国竹书的史学价值展开系统研讨,以科学评估战国楚竹书的史学价值。另一方面,作者引入 “主位分类”理论,据之以探讨简册形制、区位等考古学信息对文献性质与史料价值判定的重要作用,在目前的战国楚竹书研究中也是不多见的。作者运用理论方法得当,掌握文献资料全面,分析鞭辟入里,因而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具体考证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用新见迭出来形容此文,笔者认为一点都不为过。这项成果对于科学的古史史料学的构建、对于了解战国史学的发展、对于研究先秦重要史事以及先秦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由于此项工作属开拓之功,因此该书在研究之初特意对相关概念做出了细致而严谨的界定和分类:它首先从史学角度入手,以“战国楚竹书之史料内涵”为导向,将战国楚竹书区分为史书类和非史书类文献两大类,再借鉴学界现有分类,进一步将各自区分为世、书、系年、语和易、诗、礼、诸子、方术九小类,然后分别对其中所含史料的起源、流传、整理等情况做出研讨继而对文献的类别差异作出区分,对不同史料的性质和形成年代作出分析,最终从中抽绎出“同时代之记述”和“战国时人追述”两条判定史料价值的基本准绳。

  8月1日,“史料、问题与视野——史料诠释与周秦汉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资料与汉唐史研究”学科组共同举办。

紧接着,基于对战国楚竹书史料内涵的深刻把握,该书结合实例,及时将研究讨论的方向由具体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从楚竹书所见之商周历史意识、私家著史传统和史书体裁的多样等角度入手,对其间透漏出的战国史著之编纂、战国史学之发展等问题展开研讨,所得结论多可信据。例如,书中以清华简《系年》篇为例,对其中体现的叙事特点进行分析,认为作者坚持了“直书不讳”的著史原则;对其所采用之史料来源进行探讨,认为其涵盖西周王室史录、春秋战国之史官实录,以及当时流行的春秋战国故事三大部分;对其反映的历史观念以及作者的编纂目的进行推究,认为《系年》的编纂带有通古知今、以史为鉴的教育目的。通过将《系年》与同为清华简的《良臣》篇比较,此书认为,战国中晚期可能流行过这样一种著史观念,即“史书叙事跳出了时间的绝对限制,有选择地重视特殊国别与重点人物。而以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似可联想到当时有一个共享西周-春秋-战国年代区别史观的现象存在。”

  近年来,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学者应该怎样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来开展研究?怎样从具体问题出发展现宏大的视野,切实推动对中国历史整体性和结构性认识?怎样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决定了出土文献的价值和历史研究的深度,这也是此次会议发起的初衷。”此次会议的召集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如是表示。

由于史料是制约历史研究的一个瓶颈,而战国楚竹书的出现恰好能够弥补传世史书在这一方面的不足,因此,为了更好地对楚竹书的史料价值进行挖掘,该书还在最后部分以重点举例的方式,对竹书所记商代以前史事、西周时期史事、春秋战国史事和楚国自身史事本身所蕴含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展示和探讨。例如,通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所载古史传说帝王“[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可以证实《庄子·胠箧》篇“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之说是有据可循的;通过上博简《容成氏》所载夏后启旧事和清华简《厚父》所载夏后事,可以还原夏代建立之初的历史情形;通过上博简《容成氏》和清华简《尹至》《尹诰》,能够勾勒出夏桀暴政和商汤灭夏建国的具体情形;通过清华简《程寤》和相关金文,可以对“文王受命”一事展开重新解读;通过清华简《系年》,不仅能够佐证西周之初周公摄政一事的真实可信,还原春秋时期夏徵舒与夏姬致乱一事的真相,还可以全面了解战国前期的列国形势;通过清华简《楚居》,则能够充分证明《史记·楚世家》中所载楚王世系的可信,同时纠正其中的不足。

  关注古书文本研究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此书立意新颖,选材全面,论证富有逻辑,语言简练细密,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书中采用的史料分类方法和具体研究思路,必将为新出简帛文本性质的厘定、所用材料的来源和史料价值的探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书后附录是有关清华简《系年》的相关资料汇编,为学者研究提供较完整资料,也极有用处。

  出土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珍贵史料来源,“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是学界长期以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治学传统。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古书的内容,更要关注古书文本本身,关注古书的流动与传播。

最后,笔者要提一个期望,作者在探讨楚竹书的史学价值时,若能有更多其他楚地之外的出土典籍结合起来综合加以讨论则更好,不过这并非作者不为,乃选题和资料所限而不能,是为遗憾,而非不足。故若有幸以后有大量非楚地的典籍出土,建议作者再补充,以期完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将《说苑》和相关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对战国秦汉时期古书中具有共性的同义替换、相类文句、对举逻辑、文本流动等现象进行考察,力图推进对古书文本特征的认识。经过细致的对比考证,她认为,此类战国秦汉古书文本流动而不凝滞,与中古之后典籍文本的固化迥然有别。

(《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杨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于201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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