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景【9778威尼斯】: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

内容摘要: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出席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翻开中国近代史,“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集体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历史痕迹,注定要成为我们回首过去无法回避的两个重大历史问题。同样的作战对象,同样是抵御侵略,甚至前次在战时双方军力对比上我方更占优势,然而最终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甲午战争我方折兵沉舰,国家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加速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受尽屈辱。与前两种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比较、动态分析中日双方国情、军力及双方战争性质等基本情形后,作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胜的科学预见,并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毛泽东针对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在外线单独作战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际,进一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要获得如下“自由”:一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如果没有毛泽东大智大勇、联蒋抗日,建立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并战胜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甲午战争;中国共产党;战场;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习近平;中国人民;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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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也始终秉持着: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向世人昭示,我们是为了铭记历史,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出席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翻开中国近代史,“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集体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历史痕迹,注定要成为我们回首过去无法回避的两个重大历史问题。同样的作战对象,同样是抵御侵略,甚至前次在战时双方军力对比上我方更占优势,然而最终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甲午战争我方折兵沉舰,国家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加速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受尽屈辱;抗日战争我方彻底打败侵略者,摆脱奴役,国人扬眉吐气。为什么甲午战争彻底溃败而抗日战争大获全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有三条。

近代以来,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掠夺最残酷,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国家: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制造惨绝人寰的屠杀惨案,攫取种种特权,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日本就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积极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从1874年日本借口难民问题兴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历时64年,其行动大体可以分为开启武力侵华、扩大对华侵略、参与列强瓜分中国、企图独占中国四个阶段。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一度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下,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丧权辱国,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然而,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以毛泽东为统帅的人民军队,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一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领导力量完全不同

一、毛泽东最早提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领导力量是决定战争胜负举足轻重的首要因素,直接影响到战争动员、指挥控制、后方保障等方方面面。统帅部的一个决策,就可能影响甚至决定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的宣言,又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同志到东北,领导各路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反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到1932年底,中共中央先后发表10多个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甲午战争时,清政府软弱无能,成为败局推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满汉大臣互不信任,帝、后两党明争暗斗,加之中央地方矛盾尖锐,严重消解了政府的动员组织能力。光绪皇帝执政后,朝中逐渐形成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两党矛盾尖锐。满族权贵既希望汉族官员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又担心中央对汉臣尤其是对地方实力派势力缺乏足够的权威,从而失去对汉臣的控制。种种内耗和无端猜疑致使有限的改革举步维艰。表面上有个集权的专制政府,但实际上财权、军权、用人权日益向地方督抚倾斜,以致中央政府没有能力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全力支持战争。清王朝吏治的腐败在嘉道年间就已相当突出,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咸同以来,清政府虽也采取“整饬吏治”的措施,但专制、腐败的封建政治体制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贿赂公行、任用私人、盲目决策、管理混乱、贪污舞弊等弊端,不仅造成政府效能低下,还严重败坏了整个国家政治风气。以慈禧太后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对外面世界根本不了解,盲目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对日本蕞尔小国不屑一顾,更没有坚定对日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宫廷内斗、压迫剥削国人和自己的享乐上,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仍挪用军费为自己寿辰做准备。与此同时,北洋水师领导层腐败成风,民族担当精神丧失殆尽。如此愚昧无知、腐败无能的专制政权及领导层,不可能担当起把甲午战争引向胜利的历史重任。相反,只能成为这场战争走向失败的政治推手。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就在毛泽东的掌舵下乘风破浪前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将进入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红军内部一片欢腾,多数人主张杀蒋介石报仇,而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力排众议,最终制定了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推动国民党政府从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而到了抗战时,先进政党坚强有力,成为中流砥柱。对比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已产生了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用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组织,她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己任,坚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造福,具有最自觉最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一经产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从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事实上,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首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肩负起抵御外侵的历史重任。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了抗日正面战场和抗日敌后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就国民党而言,要比清政府进步许多。在国民党中,虽然也有投降派、亲日派,如汪精卫,已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也有消极派、反共派,如蒋介石,但在全国人民抗战大潮流推动下,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还是由反共到容共再到联共,逐步向进步靠拢,经过了不抵抗到被迫抗日的转变。其间,国共两党虽然也发生过多次磨擦,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到了最后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中流砥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真正得以建立和巩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才真正得以形成和延续,整个抗日战争才能步步推进,并最终取得胜利。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由此可见,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竭尽全力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抗战的主导力量,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是宽阔胸怀、大仁大义和大智大勇,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9778威尼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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