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

内容摘要:仅靠“满洲因素”就期望对“清史”得出全面性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1996年以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的《再观清史: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端,相继出现欧立德、米华健等主编的《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和米华健写的《嘉峪关外:157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以及“新清史四书”等为代表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以“新清帝国史”相标榜,甚至以新“学派”自称。我认为,就整体清史而言,“新清史”的若干提法应当辨析。

关键词:满洲;汉族;民族;研究;王朝;亚洲;学者;中国历史;统治;帝国

“三强调”以旧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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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据“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从清史研究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按照这三个方面讨论。

  清史研究旨在对清代遗留下来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恢复其真实面貌,进而探讨内在的、规律性的问题,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然而,近年来,几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新清史”则令人茫然。1996年以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的《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端,相继出现欧立德、米华健等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和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以及所谓以“新四书”为代表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以“新清帝国史”(以下简称“新清史”)标榜,甚至以新“学派”自称,颇有重新研究或改写“清史”之势。如果就客观的整体清史而言,“新清史”的提法尚欠考虑,因为清史客观存在,无所谓新旧;如果说“新清史”标榜的是学术研究上提出了新观点或新发现,则大有商榷的必要。

所谓“全球化视角”。“视角”,即观察问题的角度。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封闭的,但并不排除仍然通过一些渠道,诸如少量的国际贸易、宗教传播等了解一些域外的世界。当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和鸦片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即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开始将眼光转向俄国、欧洲其他国家及日本,出现了一批批睁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诸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出现了一系列探讨清代历史的言论和著作,产生了诸如“自强新政”“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这一时期诸多奏疏、言论和著作,开始将清王朝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比。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改革家、革命家的一系列著作,无不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其后,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对清史的研究和表述,逐步摒弃了思想封闭状态,“全球化视角”逐渐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所以,“新清史”学者提出的“强调全球化视角”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或“新命题”。

  “三强调”以旧充新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新清史”宣称要“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对满洲在清史中的作用,仅仅用“因素”来概括显然是不够的。在清代历史中,八旗兴则清盛,八旗衰则清亡。这是历史事实。在我国对清史的资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谓“满洲”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是直接面对的“中心”或“重心”。清代统治者曾花费很大的精力组织整理、宣扬“满洲”的丰功伟绩,编纂了一系列史书,诸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开国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目的是使其王朝永垂千古。清朝被推翻后,我国研究者也一直正视“满洲”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专门史,从没有抹杀或否认“满洲”的重要作用。

  从清史研究角度看,“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其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出“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按照这三方面讨论。

所谓“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清史研究中,最早重视和利用满语、满文资料的就是我国学者。清代统治者为了保存自己的历史,很早就采取措施,对满文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满语的发音进行核对,将满文及一些其他民族文字译为汉字,可以说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为学界利用满文等资料提供了便利。以清代早期的重要历史资料《满文老档》为例,早在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已经开始翻译和利用。其后,台海两岸的学者花费大量精力相继出版了汉译《满文老档》。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术机构、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杂志等,出版大量汉译满文资料,可见对满文资料的重视。现在,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和满族史的机构和人员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面世,何须由美国“新清史”学者来强调呢?

  (一)“全球化视角”

“满洲异族论”罔顾事实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封闭的,缺乏全面的世界观念,但仍然通过一些渠道,对域外世界有所了解。当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用“新清史”的说法,中国人开始采取“全球化视角”看待外部世界,将眼光转向俄国、欧洲、日本等地,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出现一系列探讨清代历史的言论和著作,产生诸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这一时期诸多奏疏、言论和著作,开始将清王朝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全球化视角”逐渐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新清史”学者提出的“强调全球化视角”,早已不是什么“新观点”或“新命题”。

“新清史”学者的“三强调”,核心是围绕清代的民族和边疆问题。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满洲”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是“异族”,即“满洲外来论”。其代表人物宣称:“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进而提出“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限”,从而将中国与“清朝”分开。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二)“满洲因素的重要性”

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满洲”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历史典籍,清楚地记载了“满洲”的发展与传承。他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或和谐或矛盾乃至征战,但从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这一点清朝的“满洲”统治者自己都一再申明。需要补充的是,“满洲”不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他的领导人物努尔哈齐还曾是大明王朝正式任命的官员——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乃至被明王朝晋封为“龙虎将军”,曾担负为明朝管理下属,守卫疆土的职责。

  “新清史”宣称“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对“满洲”在清史中的作用,仅仅用“因素”来概括,显然不够。在清王朝历史中,“满洲”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其创立的八旗等独具一格的军事、政治制度,所强调的“国语”、“骑射”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曾长期发挥作用。可以说,在清代历史中,八旗兴则清盛,八旗衰则清亡。

按照“新清史”的逻辑,既然“满洲”是“异族”,那么其入主中原、开疆拓土就都是“侵略”。中国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国对清史资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谓“满洲”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是直接面对的“中心”或“重心”。早在清代,统治者就曾花费很大精力,组织、整理、宣扬“满洲”的丰功伟绩,编纂一系列史书,诸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清朝被推翻后,我国研究者也一直正视“满洲”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专门史,从未抹杀或否认“满洲”的重要作用。“新清史”一再强调所谓“满洲因素”,实在是乏善可陈。

首先,近代国家观念是鸦片战争后才逐渐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不是近代观念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部落或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各自的利益,为了抢夺资源常常发生矛盾乃至征战。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均是如此,清王朝的建立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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