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学术道德观述略

内容摘要:清朝中前期的主流学派乾嘉学派,比较注重学术的原创性与学术发明权,将引用别人学术成果不加说明乃至剽窃等行为,视为不道德。清中叶之后学术道德则有所转变,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注重义理的学者,则视学术为公器,学术的目的在于“明道”,只要是为了“明道”,而非为了私利,即使引用他人著述而不注明,也是正当的行为。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关键词]章学诚;义理明道;训诂明道;以史明道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种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主要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代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六经》为“道”之载体,所以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大概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到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对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认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发。钱穆指出:“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1](P421)余英时也认为:“我们试以实斋之‘道’与当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两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2](P56-59)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现他不仅不完全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避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独特的明“道”方法与观念。一章学诚认为,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按照传统儒家的看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所传的道统,至孔子删述《六经》而见诸文字,是以后人求“道”必于《六经》,汉唐诸儒皆如此。至唐宋以后,理学兴起,学者开始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纷纷深究《六经》的义理和孔子的微言大义,试图找到超越特定时代和具体事物而永恒存在的“道”。其实,孔子未尝离事而言理,更没有为后世空悬《六经》之道。章学诚指出:“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夫夏时,《夏正》书也;乾坤,《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乾坤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3]既然孔子没有以《六经》存“道”的意识,那么后人盲目推崇《六经》,以为“道”尽在此,导致空言说经论道的空疏学风。章学诚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3]倘若轻视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与人伦日用,汲汲于探求儒家义理,以为只此可以明“道”,乃是舍本逐末之举。宋明理学求“道”的局限,恰恰是以为上古圣人之“道”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立存在,最终陷入理障。章学诚认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故宋人讥韩昌黎氏,以谓因文见道,不知韩子未至于孔、孟者,义方敬直之功,存心养性之学,不能无间然耳。若以因文见道为韩子之弊,是离学问文章以言道,恐韩子所不屑也。”[4]在章学诚看来,唐代韩愈所提倡的“因文见道”、“文以载道”之说在学理上有没有错误是一个问题,而韩愈能不能够达到明“道”的境界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3]由此可见,韩愈以文为载体而明“道”在学理上本不错,但是文章既可以使“道”显明,也可以使“道”隐晦,关键在于作者如何运用。宋代理学家不探讨“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之度的问题,而从学理上笼统反对“因文见道”、“文以载道”的观念,不但不能证明韩愈错误,反而暴露出自身思想与方法的贫乏和空疏。章学诚极力反对宋明理学家标榜的只有通过探究天人性命之理才能明“道”的排他理论,阐明“道”无所不在,而天人性命之理不过是“道”体之一端,远不是“道”的全部内涵。他说:“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宋明理学“义理明道”的观念割裂了“道”“器”合一的关系,离开具体的事物而言“道”,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道”,而对学术与社会价值不大。章学诚认为:“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4]理学空言义理以明“道”的方法,造成了元明以来学术的空疏,逐渐受到世人鄙弃,也就不足为怪了。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3]所以,他提出“论理之文常欲使与叙事之文相间为之,则遣言不易,而虚理、实事得以互相证发,是又道不虚行之明验也。”[4]这表明空谈义理的学问没有实用价值,不能达到对“道”的正确认识。页码1 2 3 4 <

关键词:学术道德;章学诚;学者;发明权;关键词;义理;明道;学派;剽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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