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芜取精,可为我用 —— 兼答汪荣祖

内容摘要:

何炳棣《捍卫汉化》一文言及清朝征服与治理“西域和青海的广大地区”的历史,只在用一条注解引述三种研究文献的同时一带而过地写道:“关于主要事件和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民族地区建立多样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已有了研究成果。”而他本人在论述“非凡的清朝帝国构建对中国的整体影响”时,强调的仅仅是对边疆地区实行“我们所称的汉化最基本的方式”,即“用千百万的汉人充实该地区”的政策。“汉化”的确只是他概括的体现清代成就的五个卓越方面之一。但是清朝究竟为什么能“缔造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大的、巩固的、有效管辖的多民族帝国”呢?他的回答是,尽管“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尽管“他们和非汉民族的联系,也许与唐朝以来汉族统治的传统观念有所不符”,但他所论证的清朝能取得上述成就的唯一原因,仍然是满族统治者“运用了汉族传统的政策和制度”,或曰“其统治政策的核心”所依据的是“汉族的政治原则”。因此,在他的观念里,清朝之所以能在建立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创造空前功业(即前述五个卓越方面中的第一条),实在还是第三条,即“制度性的汉化政策”带来的历史成果。所以他又强调说:“汉文明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化,一方面是内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与那些汉化民族的接触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刘凤云等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至45页、21页)汪荣祖指责别人“单挑‘汉化’”。在我看来,其实双方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说姚大力“未读懂”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是很具体的,但他夸大成“不识字”,有何意义呢?就像他夸张地说,“全面否定”、“一幅整体坍塌的可笑图景”、“一团向壁虚构的梦呓”、“一堆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正面意义的垃圾”等等都是他所编荒诞的形容词,除了他之外,谁说过这些话呢?我已具体指出,新清史根本不接受“汉化”说,认为是一错误的概念,我在“敬答”一文中,不惜引用他们的原文来作说明,但姚大力仍然视若无睹。很显然,“汉化”与新清史所主张的“族群主权”有矛盾,所以他们并不如老姚所理解的,“汉化”是不值得再提的“老故事”。我认为欧立德将“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其用意由于“汉化”难以否定,故将之极端化来否定汉化,因“全盘汉化”就像“全盘西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汉人,也难说“全盘汉化”。所以如果把“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则无“汉化”矣!但姚大力却将之误读为欧立德只不同意“全盘汉化”,还要自问他为何不可用“全盘汉化”?他当然可用,但他是否也是要将汉化解作“全盘汉化”,以便否认汉化?我在“敬答”一文中,劝姚不要再硬拗“全盘汉化”,可惜他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一口咬定我是“全盘汉化论”者,有这样蛮干的吗?

于此可见“新清史”刻意要突显清朝在政治与文化上不同于中国的传统体制。他们甚至相信清代体制的建置,多受蒙古与中亚游牧社会的影响。清朝不断向西北扩张,对边疆民族具有一定的意义。清帝国实融两种不同的传统为一,因而不能仅仅依赖汉籍资料与汉人观点来论断。这些观点如果能够成立,不仅是对清史的大翻案,清代不再是中国的朝代;而且是对中国史的大翻案,中国历史上居然有那么多的“外来政权”,中国史上不时出现“外国史”的怪现象。(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30页)

关键词:姚大力;汉化;俄国;中国;汉人;批评;学术;中华帝国;政治;诸君

罗友枝不断强调 “没有人能否认满洲人将他们自己打扮成汉人的统治者[,]问题在于它是否清代帝制的全部形象”。她再明白不过地指出,新的研究要修正的,只是何炳棣的这一陈述:就清政权的成功而言,最要害的关节点在于“早期满洲统治者们采纳了一整套系统汉化的政策”。与此种见解相反,罗友枝认为,至少在帝国构建方面,清王朝巨大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它维持并发展自己与内亚诸非汉人群之间文化联系的能力,以及用不同于治理前明诸行省的方式来管治各个非汉族大型地域的能力。

  姚大力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根本是假议题,没有人“全面否定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说“全面”,岂非夸大其词?我所编之书就是如他所说,很具体地指出新清史立论中“那些关键性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何来全面否定?老姚优为者,不过是把别人的说法推向极端,然后加以抨击。一言以蔽之,我们质疑新清史最主要的是大问题,是有关清帝国性质的大问题。既然说白璧之瑕都不必曲讳才是正道,何况不是白璧?白璧之瑕都不可忽略,“芜杂”能忽略吗?我的理解是“芜杂”必须充分揭露后,证明是“芜杂”,才能略之。否则容忍“芜杂”,“菁英”安彰?更未免乡愿。

新清史与传统汉化论的真正分歧在于:除了汉化之外,来自内亚的政治文化资源是否也在清朝国家建构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回复姚大力批评我所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很快有了回应。姚文的题目是《略芜取精,可为我用——兼答汪荣祖》(载2015年5月31日《上海书评》)。然而内容并不是谈如何略芜取精,如何为我所用,而是针对我对他的质疑,并时而爆出情绪性的激愤之词。在网上还有他的学生为之叫好,说他的姚老师“抽”了我!姚大力更将我的文字随心制造矛盾,夸大其词,甚至曲解之余,代我认错,取得争胜的满足感。是谁在“深文周纳、巧言罗织”啊!众目可见,明明全文在回答我,偏偏说“兼答”,比如明明是全职,却说是兼差。就此而言,无论他的正题或副题,都有点文不对题。

新清史提出要反思这样的汉化观,究竟有什么不对?我说新清史反对的实质是“全盘汉化”论,究竟又有什么不对?汪荣祖自己也说,欧立德所不同意的,实在是“全盘汉化”。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印象里欧立德本人也没有用过wholesale Sinicization一类语词来表示他的意思。但这不妨碍汪先生自己用“全盘汉化”来描述别人的主张。而轮到我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变成“用心良苦”云云呢?在“敬答”一文里,他自问自答道:“请问乾隆有没有汉化?当然有。请问乾隆有没有‘全盘汉化’?当然没有。”他对前一问的回答,无人不同意;问题出在第二问。接着“当然没有”,我就要继续“请问”:既然没有“全盘”采纳汉家体制,那么清朝用什么去替代“盘子”里剩下的那部分制度空缺,又如何去实现清朝所必须具备、而汉法又从未提供过的某些国家治理功能?换句

  中原汉人与汉文化对大清帝国的贡献,何炳棣先生已经讲了许多,姚大力不妨多讲一点内亚的政经文化资源对清帝国的贡献,如果能证明内亚的资源大于中原,足可以“内亚帝国”代替“中华帝国”,则新清史诸君必乐见姚大力能青出于蓝也。

崇尚考据本来是对的,但光凭考据无法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正如柯林武德很早指出过的,实证史学留给近代历史编撰学的消极遗产,“就是空前地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地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汉译本,149页)。说到底,“实证史学”本身也从未真正离开过对理论乃至理论背后某种话语的依靠。根据这种“话语”,人们有能力认识无数“真实具体”的史实,通过“史实重建”,人们也就得以重建历史本身,亦即自然而然地把握和参透由这些史实所构成的纯粹外在于人们主观意识的“客观”历史。然而整体不只等于部分之总和,相反总是超过这个总和。此外,“部分”本身是无法穷尽的。你采取了那些“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来做加减乘除,其中就含有超越了“实证研究”的东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很可能在自以为无需理论相助的同时,受到最陈旧理论支配,甚至奴役而略不自知。

作者简介:

清史;帝国;汉人;中国;政治文化

  我与姚大力素昧平生,全无恩怨可言,很自然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对事我针锋相对,不稍假借,然对其人仍尊之为“姚先生”,并“敬答”对我所编之书的批评,这就是所谓对事不对人。但是他毫不客气,不仅直呼其名,而且以“兼答”以示轻蔑。类此针对个人的态度,我并不在乎,也不怪他,诚如他所说“入墨者黑”,我也只好随俗了。

9778威尼斯,新清史既不是什么“话语构建”,也不是在从事纯理论的构建,它就像被我们称为“历史研究”的所有其他作品一样,是建立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陈述基础之上的历史叙事。克劳斯蕤(P. Crossley)曾在她的好几种著述里,力图追溯“满洲人”在乾隆朝如何从最初的“文化共同体”转变成一个“种族”,而在晚清政局刺激下又如何最终演化为“族群”的“历时性变迁”。被她界定为“种族”的满洲人群体,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存在于该群体之内的集体身份意识业已发育为共同血统观念的历史民族,这个历史民族而后又在清末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变身为现代族群。克劳斯蕤已敏锐地意识到,《满洲源流考》对于官方塑造“谁是满洲人”的世谱化集体记忆有重要作用。可惜她把满洲人“变成一个能清楚地以人种来自我确认的人群”的时代定得偏早,以致丢失了一个本应属于她的把故事讲得更完善精彩的机会。欧立德着重分析的,是乾隆朝的满洲人在面临满语骑射全面衰退的严重危机时,怎样通过重新定义何谓“满洲之道”来继续维护满汉界别。路康乐则从芮玛丽有关满汉矛盾到咸同时期已基本解决的论断出发来开始新的讨论。他强调,从清末一直到民国初年,甚至在八旗制能给予广大下层旗人的特殊权益已丧失殆尽的情形下,满洲认同也没有消失。如果拿这些见解与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民族的形成作为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最终结果倒追到那个过程的开端阶段,习惯于把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或其他显著特征的消退看作那个民族本身的消亡之类的广泛误解相比,它们难道真的就丝毫不值得被中国人学习?难道所有这些历史叙事都不含有任何真凭实据和有效的考证过程,只是一团向壁虚构的梦呓?把新清史若干研究作品中考据不足的局部缺失夸张成一幅整体坍塌的可笑图景,这种做法的片面性实在不足取法。

事实上,在同一学科领域内,由为数不少的学者(虽然他们拥有较一致的学术取向)从各自的独立思考出发而写出来的众多论文与著作,竟然都一模一样地毫无价值可言,或者用我们至今还耳熟能详的那句话来说,惟有“化毒草为肥料”的利用价值,这在正常的学术史上恐怕反而是一种难得遇见的非正常现象。我们能不能抓住少数几部在相关史实的细节描写方面失误较多的作品,就以一概全地从整体上去否定被冠以“新清史”之名的一群学者的全部学术成果?

何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成就与贡献远非一般历史从业者可以比拟。我们既不必以事事绝对正确去苛责于他,故亦不必讳言其“尺有所短”之处。仔细比较双方的论述便不难看出,“在身为满人和成为汉人之间断取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者,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老先生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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