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名人书信拍卖9778威尼斯:

私人间的恩怨是非走向司法程序化解,本身是一种理性选择。司法最终的法律评判,不仅有助于厘清名人私信拍卖中的诸多法律误区,还能促进拍卖市场进一步法治化、规范化。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整理法律文件、搜集证据,为开庭作准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登山律师说。

针对海内外关注的钱钟书书信拍卖事件,北京市二中院日前应杨绛申请,作出诉前禁令裁定,责令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不得实施侵害钱钟书、杨绛、钱瑗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

有着20多年执业经历的王登山走到聚光灯前,缘于一个百岁老人的维权行动。今年5月底以来,多家拍卖公司高调宣布将公开拍卖钱钟书、杨绛和钱瑗的数十封书信手稿。102岁的杨绛先生严词反对,并委托王登山处理此事。

司法的介入,选择了与申请人和公共舆论同样的立场,这让原本收藏界的一桩私案,凸显出对拍卖市场法治化的公共意蕴。法治社会,私人间的恩怨是非走向司法程序化解,本身是一种理性选择。而司法最终的法律评判,不仅有助于厘清名人私信拍卖中的诸多法律误区,还能促进拍卖市场进一步法治化、规范化。

6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诉前裁定书。三天后,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宣布停拍。此前,北京保利拍卖公司也已宣布停拍有关书信。不过,拍品已经撤下来了,维权还在进行。6月7日,北京二中院正式受理了杨绛诉被告中贸圣佳、李国强侵权纠纷民事诉讼案。

无论是学界、司法还是舆论,之所以选择支持杨绛反对拍卖,不单为了民事法律在拍卖领域的普遍适用,更源于对法律评价背后公共价值的关注与忧虑。私人书信涉及朋友间的情感与信任,蕴含了发信人对收信人的个人信赖,通过书信沟通的双方形成了一种信任契约关系。维护这种信任关系,构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秩序,乃是权利社会中最重要的公共价值之一。如果未经写信人同意单方面将私信公开,不仅伤害到发信人对自己的信赖,违背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契约,而且破坏了正常人际交往的伦理秩序。

本报对这一事件高度关注,进行了动态报道,并在6月4日率先披露了北京二中院的诉前裁定书。按照司法程序,如无意外,这起案件将在6个月内审结,届时是非曲直将见分晓。而在这起案件背后,是日益高涨的名人书信收藏热以及诸多法律问题,值得一一探究。

可见,排除拍卖中可能侵犯著作权的具体问题不论,单是这种未获同意单方面拍卖的做法,已构成对公共伦理的巨大挑战。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杨绛严词反对的公共价值。保护私信架构起的信任关系与人情伦理,远比法律模糊时拓展市场交易自由的公共价值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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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法律上涉嫌侵权,伦理上又违背公共性诉求,缘何拍卖实践中却并未形成成熟的规范呢?这或许戳到了我国拍卖法律规范的模糊之处,也凸显了拍卖实践对于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其他领域的选择性忽略。就拍卖收藏而言,名人书信手稿等无疑具备极大的艺术价值,其进入拍卖市场也能通过实现价值最大化而向社会彰显公共艺术价值。为了防范两种公共价值出现冲突,拍卖市场本身的法治化构建就不可或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拍卖立法的视野过窄,并未顾及到价值间的均衡与协调。

2013年6月3日,一位参拍者正翻阅拍卖目录里的钱钟书书信手稿影印页

因此,虽然对簿公堂并非常人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司法程序的启动却为名人私信拍卖提供了法制健全的契机。立基于第三方合法权益和私人信任秩序的保护,在取得著作权人同意的基础上,设计出更为完善的拍卖规则,让拍卖的标的物既有效实现最佳的社会价值,同时又不伤及其他权利和公共伦理,方能更好地推进拍卖收藏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当物权遭遇著作权

中贸圣佳原计划在6月21日举行“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拍品包括60件钱钟书书信手稿、13件杨绛书信手稿、两人独女钱瑗的6件书信手稿,以及钱钟书《也是集》手稿和杨绛《干校六记》手稿。中贸圣佳还宣布将举行研讨会和预展活动。

消息一出,即遭到各界强烈反对。这些信件,是钱钟书、杨绛和钱瑗与原香港《广角镜》月刊总编辑李国强的通信。杨绛先生和代理人王登山认为,公开拍卖这批书信,侵犯了杨绛享有和继承的著作权。

“书信作为一种原创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其著作权就归写信的人所有。这一点非常清晰,没有争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表示。

北京二中院的裁定书也肯定了这一点。裁定书称:“书信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其著作权应当由作者即发信人享有。”

问题在于,书信作品具有特殊性,其著作权和物权是分离的。也就是说,李国强作为收信人,享有信件物权,有权处置信件。

“私人书信的载体一般是信纸,其物权与一般的物无异,同样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些内容。”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接受采访时说,“但是,由于书信内容可能涉及他人的著作权,所以在行使物权时,不能侵犯他人的相关权利。”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分析,著作权中一项重要的权利是发表权。法律上的“发表”,就是公之于众,即向不特定的人公开。拍卖如果需要将拍品内容公之于众,就是发表。“钱钟书生前没有表示要发表这批书信,现在杨绛先生作为继承人明确反对拍卖。如果再来公开拍卖,就是对发表权、著作权的侵犯。”李明德说。

不少国家对书信的著作权归属作了明确规定。如意大利版权法规定:凡具有机密性质或涉及个人生活隐私的书信、书信集、家庭和个人便笺及性质类似的书写物,未经作者及收信人的许可,不得发表、复制或用任何方式公之于众。

我国著作权法正在修改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应该对私人书信的权属作出专门规定。作为著作权法修改专家建议稿起草人,李明德认为“没有必要”。“法律是抽象的,不可能事无巨细。根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书信的权属完全解释得通。”他说。

当物权遭遇隐私

公民的隐私,是这起案件的另一个焦点。在两次声明中,杨绛先生反复呼吁保护隐私。

杨绛先生在5月26日的声明中说:“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6月2日,杨绛先生又一次发声:“赚钱的机会很多,不能把人家的隐私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别人的隐私去做买卖。”声明的背后,是一个百岁老人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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